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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谷树忠: 从生物自身安全出发建立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2020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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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我国生物安全的议题刚刚提出,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尚处于初划阶段,为尽快建立国家生物安全体系,本人在进行初步思考后,提出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准确把握生物安全的科学内涵。

  生物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物安全,包括生物物种安全、生物生境安全、生物产品安全、生物技术安全。比如,生物物种安全,主要是指维系生物物种数总量、种群数量、管控物种和种群风险的能力与状态;生物生境安全,是指生物生存的土壤、水、气候等环境的安全性状以及抵御外来生物入侵的能力等。

  狭义的生物安全,一般特指(相对于人类生命健康的)生物技术安全和生物产品安全,而不包括(主要强调生物自身安全性的)生物物种安全和生物生境安全。

  不难理解,侧重于人类自身安全的生物产品安全和技术安全,与侧重于生物自身的物种安全和生境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为此,我们更应从广义的视角去理解生物安全。

  二、尽快建立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系。

  保障国家生物安全,需要综合施策,尽快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为此,当前重点需要开展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基于保障生物物种安全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我国濒危生物物种目录管理制度。重点明确濒危生物物种名称、栖息地、危险源、管理要求、管制措施等。

  二是基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中国大陆)人类疫源性野生生物目录管理。重点明确人类疫源性野生生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目录名称、栖息地、疫病类型、传播途径、防护重点、防护措施等。

  三是基于系统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评估与预警体系。重点明确指标体系、评估预警主体、方法、时间、单元、基础数据采集等。特别是指标体系应重点包括广义的生物安全一级指标。

  四是建立健全国家及地区生物安全应急体系与机制。重点针对狭义的生物安全方面,例如突发重大动物疫源性疫情、遭受生化武器攻击、发生重大危险生化制品泄漏等,建立健全国家、地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等三个层面的生物安全应急体系、应急机制,重点对危险生化产品目录、危害表现、危险源等进行明确,明确险情发现、报告、处置程序,设定应急场所、配备应急设备,明确应急组织指挥机制等。

  五是基于国民生物常识匮乏的国情,迫切需要加强生物安全常识宣传普及。利用各种媒体加大相关常识和基本技能的宣传普及;建立国家生物安全科普平台。重点对生物、生物学、生物安全知识、生物安全措施、生物安全应急体系、生物安全状况等,面向社会进行适度的告知。

  六是建立健全濒危生物种质基因层面的保护与安全保障。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濒危生物活体的保护和拯救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国家濒危生物物种种质基因库。

  在此,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加强生物安全保障、野生生物保护的同时,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科研、药用、育种不能完全禁止;在保护野生生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生境的同时,也要充分保护人类、特别是原住民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在保护野生生物的同时,也要切实防止野生生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疫源及其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太阳城游戏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刘海梅